外媒眼中的中國“下沉”的電子商務市場
2019-07-08
去年，主打廉價的拼多多美股上市，一瞬間似乎所有人都開始關注電子商務行業的“下沉市場”。美國知名科技媒體《The Information》也對中國廣東省的農村地區進行了走訪，并撰文認為：智能手機、無線網絡的普及，加之微信、抖音、拼多多等應用程序的流行，已經大大改變了中國農村地區的生活方式。以下是該文章的譯文，投中網略有刪改。
28歲的余女士（音譯）在深圳從事電子商務行業工作就快十年了，去年，她還是回到了家鄉，一個位于廣東省清遠市連山縣吉田鎮的偏遠村莊。在深圳的日子里，她做過各種各樣的工作，有的在工廠，有的在辦公室，每天都要工作很長時間。回老家后，她開了一家不怎么起眼的網店，向遠近的顧客賣起了茶和野生蘑菇之類的土特產。
余女士決定回到老家，這個舉動放到幾年前來看，會令人十分驚訝。當時，數以億計的小鎮青年都在逃離家鄉，去城市尋找好的工作，見識下精彩的世界。然而現在，智能手機的價格已經很便宜，政府在推動貧困地區實現網絡覆蓋，大力發展電子商務相關行業，這些正在改變年農村居民日常消遣和消費的方式，也創造了一些新的機會，吸引那些在城市打拼的人們回到家鄉。這個趨勢目前雖然仍顯微小，但也在為諸如阿里巴巴、字節跳動、騰訊以及其它擁有社交媒體、移動支付和電商應用的互聯網巨頭公司，打開了新的電子商務市場。
比如，微信如今已經無處不在。“在這里，微信是做些事最高效的方式了”，余女士說。余女士的村子位于連山縣，縣里的人們越來越多地開始網購，從網上買各種大大小小的商品，網購幾乎都是通過移動設備進行的。
聶女士（音譯）住在連山縣一個更大的鎮里。去年，她花了近三萬元——大約是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一——網購了一臺冰箱和一個手表，分別送給了父親和丈夫。聶女士在獻血站工作，她的父親和丈夫都是當地的公務員，算是當地收入比較高的群體。
中國有13億人口，其中5.8億人生活在農村地區。根據官方報告，在農村地區，約有2.22億人會定期上網，這一數字在過去五年中增長了25％。在很多小村莊和小鎮，包括余女士的家鄉吉田鎮，青壯年都搬去了城市工作，主要居民都是留守的老人和兒童，但即使是在這些地區，互聯網的使用也在攀升。近期，對距離深圳車程5小時的連山縣進行了走訪，通過走訪我們得以了解，像余女士這樣的返鄉人群——以及他們在大城市養成的上網習慣——正在如何幫助中國貧困的地區大變樣。
村里的“企業家”
連山縣位于中國廣東省的西邊，是個山清水秀的地方。雖然連山縣比中國許多農村地區都要富裕，但在廣東省仍算是最貧窮的地區之一。連山縣的吉田鎮大約有300多戶居民，這些居民幾乎都姓余，但沒有直接的親戚關系。村里有個木材廠，是當地雇傭員工最多的企業。
余女士開的小店，在村子中心附近的位置，店面就是一間房，柜臺是一個傳統的中式深色木茶幾，余女士穿著藍色的阿迪達斯運動衫和修身牛仔褲，在柜臺后面盯著自己的零售小生意。店面的租金是每月1800元，貼墻放著的貨架上，擺滿了當地特產，包括茶葉、自制豆腐皮、紅薯干和野生蘑菇。
大部分商品的銷售，是余女士通過個人微信賬戶在線上進行的。余女士會建立微信群，讓微信上已有聯系人知道她的小店，借此來推銷和銷售自己的產品。現在，余女士已經積累了2000個聯系人，其中許多已經是常客。她說，她會把在售產品的圖片發到朋友圈，每天發5次，甚至也嘗試過在抖音上發布短視頻，但成效不是很大。
顧客會在微信上直接轉賬給她，并給到收貨地址。之后，她會將產品打包好，步行幾分鐘至附近的物流服務站寄快遞，快遞公司會將貨物發給買家，有的買家遠在在數百公里之外的地方。隨著網購的興起，一些快遞公司成了周邊的最大企業，創造了許多新的高薪工作。當地居民說，在快遞公司工作，是收入第二好的工作，排在政府工作之后。
農歷新年前是旺季，那時余女士每個月能賣出一萬多元的商品。扣除費用后，她大概能賺3000元上下——大約是當地的平均水平。她說，現在比在大城市時收入低了三分之一，但生活成本也低了不少。
余女士的情況并不是個例。根據官方數據，去年農村地區的網店數量，達到了近1000萬家，比去年增加了200萬家。商務部曾預計，2017年，在線零售額增近了近40％，達到1.24萬億元。
農村生活大變樣
余女士和父母及祖父住在一個兩層的混凝土小樓里，家里鋪著白色的瓷磚，從住處到她的小店大約要步行20分鐘。為了讓余女士和她的妹妹一起住進來（妹妹后來搬走了），家里最近對二樓進行了翻修，把舊式的蹲廁換成了西式的坐便馬桶，還添置了一臺65英寸的海信電視，和其它幾樣年輕女孩想有的生活設施。最重要的是，家里安裝了一臺高速的無線路由器，有了它，家人可以更容易地使用耗流量的應用、看流媒體電影或進行其它娛樂活動，費用也會更便宜。
路由器如果再搭配一年的免費上網和有線電視，費用會高一些，但每個月也只要58元。這個套餐是由國有電信運營商中國移動提供的，這也是政府努力縮小城鄉數字化差異的部分舉措。政府還表示，要削減數據漫游和上網的費用，以刺激農村地區的網購需求，幫助農民們能夠以市場價格出售農作物和家禽。
新安裝了路由器，上網的費用會保持在一個很低的水平，余女士可以在愛奇藝上看節目，在抖音上看短視頻，還可以從淘寶、拼多多和京東這類電商平臺上網購幾乎所有的東西——衣服、雜貨、家居小物件等等。
“最開始網購，是我在深圳的時候”，余女士說。她估算了下，現在每年會網購100多次，網購的開銷大約在1萬到1.5萬元。
鄉間老人家們手機學得溜
余女士的父母都沒有上過大學。她的父親的是中學畢業，之前在農場工作；母親是高中畢業，今年58歲了，還在當地的木材廠工作，收入按完成的件數計算。二老沒賺過什么大錢，大多時候也不怎么接觸智能手機——這個許多城里人和年輕人都習以為常的東西——直至幾年前。
余女士將這股“數字浪潮”帶回了家。去年，她給母親買了人生中第一部智能手機，那是一部價格實惠的Vivo手機。買手機是母親提的，因為之前她的朋友告訴她，（用智能手機）可以在西瓜視頻上看電影，在拼多多上買東西，還能在微信上跟朋友聊天。
之前，余女士的母親李女士（音譯）在空閑時間都是打牌或者看在電視上看央視節目，現在，她每天會花好幾個小時去刷拼多多。如果看上了喜歡的商品，通常她會把鏈接發給女兒來付款，因為她自己還不知道怎么用。
李女士還是一個業余舞蹈團的成員。舞蹈團成員都是女性，會表演中國的傳統舞蹈。最近，她們在拼多多上購置了相搭的紅色上衣和黑色裙子，一身只要50元，比當地的服裝店便宜多得多。在一張她分享在微信家人群的照片中，李女士與同伴舞者站在一起，眼睛看著鏡頭，手里拿著一個閃閃發光的藍色手花。
余女士的父親，三年前擁有了第一部智能手機——一部便宜的Oppo手機，那是小女兒送給他的禮物。小女兒在深圳周邊的城市工作，職業是會計，手機是她從城市寄給父親的。余先生已經退休，現在已經是微信的重度用戶。自從家里安裝了路由器，他就一直在用微信，通過微信重新聯系上了已經搬走的中學同學，聯絡的費用也更便宜。
余先生網購玩得更溜，他把銀行賬戶連到微信，用微信支付從拼多多上購買鞋子襪子之類的東西。他每天會花好幾個小時，瀏覽拼多多，從抖音上看短視頻。
返鄉的年輕人
姚先生（音譯）住在不遠的村里，他擁有一個果園，里面種著1000來棵橙子、香蕉和火龍果，還有一些板栗樹。他曾在廣東省北部的韶關市讀大學，念旅游專業，2001年畢業。
上了大學，姚先生見識到了一個村里小伙伴未曾見過的世界。1999年，還在讀大學的他第一次接觸上網，那時中國上網的人還非常少。學校里有個供學生使用的計算機室，他整天整天地泡在那里，搜索網頁，在QQ上與陌生人聊天，甚至還在網上交了個“女朋友”，盡管他們從來沒見過面。姚先生說，相比更大眾的諾基亞手機，黑莓手機更便宜，也更酷，是他的最愛。
畢業后，他不想回到家鄉。相反，他先是在韶關做導游，之后又搬到了深圳。他最近接受了采訪，采訪地點在村子旁鐵路附近的一間小飯館。“當時，我很想看看這個大世界”，他說道。他在深圳工作了六年，在一家空調公司做銷售，收入不錯，每個月能給家里一萬元。他最大的遺憾就是，沒有在房價飆升之前買房。
“那時，每平方米的價格是3000到4000元”，他說，“我錯過了唯一的機會，幾年后房價漲到每平6萬到7萬元，我已經不可能買得起了”。
姚先生能在大城市定居的機會微乎其微，于是他在2013年回到家鄉，夫妻二人與他的父母住在一起。他是村里為數不多的大學生，和余女士一樣，他也經常上網——跟潮流，看新聞，跟朋友聊天，網購大部分東西。
他還很關注最新的科技新聞。過去，他每天都會讀科技新聞網站36氪。現在，他表示，發現喜馬拉雅更有用處。喜馬拉雅是制作播客和有聲讀物、以及共享個人電臺的平臺，當下很受歡迎。有時，收聽了市場類的播客后，他接到陌生人的電話，試圖向他推銷金融產品，但他認為，新聞是免費的，接到這些電話也算公平交易。
他說，“我完全不介意的。如果能享受免費服務，我不介意與平臺分享我的個人信息”。
不在果園工作時，他喜歡在抖音上看看短視頻，玩玩手游王者榮耀，還會在斗魚上看游戲直播。他說他每天都會看抖音，這不是為了消磨時間，而是因為這樣他可以了解世界上發生了什么。
他也是一位活躍的網購老手，會從網上買家電、零食、衣服和其它物品。2012年，他第一次嘗試在淘寶上購物，如今每個月在網購上會花800元，占了每月3000元收入的大部分。最近這些天，他主要在拼多多上網購，他說這是因為拼多多價格更便宜。
他還學會了一些小技巧，可以在拼多多上找到優質的商品。他說，“在拼多多上，我總是會選擇第二便宜的商品，而不是最便宜的。我還會查看商品的重量。比如，我買了重量最大的望遠鏡，因為根據我的經驗，重量輕的望遠鏡往往是假的。”
但是有商品，他依舊不會從網上購買。
“所有東西我都在網上買，除了殺蟲劑”，姚先生說。殺蟲劑不好，可能會破壞他的樹木，讓他遭受重大損失。“我不能冒這個險，所以我總是從附近的實體店買殺蟲劑。那家店的店主我已經認識很多年，所以我很信任他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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